读《黄河边的中国》

历经多日，对曹老师《黄河边的中国（上编）》的阅读工作终于收官，然其下编更是卷帙浩繁，洋洋洒洒，待日后慢慢品读。初入中原，曹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个十多年前的中原农村面貌——吃得上白膜了，民以食为天，那时从吃上我们就能读出一个地方的贫富苦乐。十多年过去了，曹老师没有再三下中原，现在的中国农村又是什么样的呢？被城市化裹挟的广大农民是否接受了当今的发展原则？中国的农业问题还是水跟土地的问题吗？我们期待又一本“黄河边的中国”的出版。看完书要写总结，我的总结跟体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二是中部地区发展，三是农村基层政权及自治组织建设。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我们开过此门课程，按说应该知道如何对社会进行调查，但我极力回忆，依然想不出课程学习给我带来什么。在大二《人类学》课上，知道了“田野工作”这种方法，所谓田野工作，即深入调查一线，亲身观察、体验被调查者的生活，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人类学核心方法。曹老师在该书中亦采用此种方法。社会调查，需要解决谁去调查，即调查主体；调查什么，即调查客体；如何调查，即调查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调查主体，毫无疑问就是社会学家，社会学家进入调查目的地，有一个“入场”的问题，即如何成功进入调查点并获取信息。作为乡村农民眼中的“外人”，怎让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以使其愿意报告信息是调查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曹老师选择了一条在中国古今各地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此种方法既能“入场”又能“保存现场”，可谓上策，中国的社会就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循着这张网上的一个接点，就可以

到达这张网上的任何地方。

调查客体即社会学家调查的目的，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获取调查信息。曹老师在书中表示，“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应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社会事件容易理解，也是我们经常的调查对象，而社会心理则是社会事件背后人们的主观评价。社会心理比社会事实更加重要。

调查方法是使社会调查鲜活起来的工具。曹老师进入中原采用的方法是“理论悬置”，即“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的状态，调查者本人暂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的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往往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头脑中的概念会逼着我们拿理论与现实对号入座，以致歪曲事实。所以，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社会调查时，大脑要处于存储空白状态。

二、中部地区发展

1、中部农村经济发展

曹老师到农户家访谈，喜欢给农民算笔账，即较详细地计算农民家庭一年的各项收入与支出，每次算出的结果摆在农民面前，他们都十分惊讶，一是因为农民平时不会习惯去记流水账，积少成多往往使其感到沉重或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家里记账不会把自给自足的产出以及自身劳务付出计算在内，一旦对这两部分进行货币化处理，折算成家庭纯收入，与农民实际生活往往有差距。其实，我也是通过看这本书才知道国家统计报告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哪里来，更何况广大农民呢？由此带来国家统计报告与农民实际感觉的差距，农民能从报告中找到认同感和满足感吗？

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盛而衰，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大潮中更是缺少发展后劲而倒退掉队，一座座古城古镇由此走向衰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原地区农民的生活用吃饭来衡量就是“能吃上白馍”，用住房来衡量就是能住上砖瓦房，所以到一农户家观察其住房与饭桌就可看出这一家的经济状况。中原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但农业带给中原人的往往太少，随着人口增多用水量增加，黄河水量不断下降以致终于断流。靠近黄河的农田能从中受惠提高亩产，而远离黄河的农村只能靠天吃饭，水成为中原农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难关，自古农业靠水利，这句话一点都不差。中原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人口增多人均耕地减少的冲击，很多地区人均耕地在一亩左右，算上单产，农民的土地所得往往仅够口粮，即农民说的“填饱肚子”。水与土地，农业发展的根本，这两样东西中原农民好像都没拥有多少，中原的农业如何发展？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收入只能保证农户填报肚子，维持日常家庭支出，要想生活得好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家庭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必由之路。年轻人已转变观念，不想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外出打工不只意味着挣钱，更要冒一定的风险，农民挣钱心切，往往被黑心老板欺骗，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捞不着，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了。外出打工有风险，劳动力只能就地转移，这就需要当地发展工商业。曹老师讲到几个年轻人合伙办工厂的事例，合伙企业，开头往往很好，但是最后都不能摆脱夭折的命运，主要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最后大家散伙，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为各自的眼前小利而随时破坏他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契约精神的理解和尊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急需补上的一课。

自然条件差，劳动力素质低是中原地区发展经济的阻力，现在中部地区的经济主要依靠工矿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工业拉动，此种发展模式是以环境牺牲为代价，显然不可持续。但现实情况是随着农业税全面取消，中原地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尤其是乡镇

一级政府，农业税及其他各项农业收费是乡镇政府的主要财源，这一财源切断，乡镇政府只能想尽办法搞工业，对于现在中原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及地方政府财政是否有人做过调查了解？富士康在河南动辄几十万员工规模的组装工厂对河南来说是福音还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中原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该向何方走？

3、农村集体企业发展

曹老师走访董园村和小靳庄时，着重讲了那里的村集体企业。这两个村的集体企业办的有声有色，先不说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村办企业确实给村庄及村民带来了好处，主要表现就是村里路修得好了，村民砖瓦房盖起来了。这两个村的村办企业之所以办起来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个“能人”做村支书，“能人”做支书，一要家族势力足够大，二要自己有能力，三要乡镇政府支持，缺少其中一项，要么当不了村支书，要么当不好村支书。村集体就是一个村民共同体，集体企业要办好，除了一个给力的村支书之外，最根本的是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但曹老师却分析指出，农民对关系到自身利益与困难所表现出的“做到小面全，不求他人”的处理方式或行为方式，阻碍着农民共同利益与困难的出现，由此也很难产生解决这种共同利益与困难的有效方法与组织。

所以，办得好的村集体企业在广大农村只是少数，而村里的“能人”而不是“共同意识”成为村集体企业产生的决定因素。小街村出了个王洪彬，华西村出了个吴仁宝，要是没有这些人，这些村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村的发展经验移植到其他地方的其他村庄，只会水土不服。所谓的发展经验缺少推广的意义，只能成为外地参观羡慕的标杆。

三、中国基层农村政权及自治组织建设

1、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乡政府要养活不断膨胀的在编人员，只能向农民伸手。农业税与超生罚款，这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两把刀，也是乡镇政府“吃饭财政”的最主要来源。农业税征收的随意性使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精神成为一句口号，超生罚款的选择性甚至成为乡政府及工作人员对农户实施打击报复的最有效工具。这两把刀不移除，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就很难缓和。乡镇政府官员的回避制与短暂任期制本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利益的勾结，但客观上造成乡干部政绩观的扭曲，以致其在任急于求成，追求片面的“现代化”，镇上面貌改观了，但巨大的改造成本最终转嫁到农民身上。

乡镇政府是最接近农民的一级政府，按理说应是最了解农民、最为农民着想的一级政府，但现实情况是乡镇政府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对广大农民负责。在条条块块式的中国行政体系中，乡镇处于自上而下的条条的最底层，但乡镇一级的许多“条”，却不在乡镇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乡镇事实只是在执行各条条下达的各项任务。义务大于权力、事权多于财权使乡镇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想为农民办事却不得不看上级脸色，为上级办事却又经常触犯农民的利益。其根本原因还是乡镇政府不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而是上级任命的，只能对上负责而不能对下负责。

2、村委会的是与非

我们国家将村委会定义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谓自治，即农民通过选举村委会，由村民自己管理本村的各项事务。但现实中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员和协管员，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很多时候不是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乡镇政府任命。事实上，村民不愿意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一来因为村干部任务重工资低，二来村干部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在以亲缘为纽带的中国农村，得罪人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村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更是会选择自己外出挣钱，那些相当村长的人一般也只是想从中捞些好处。更重要的原

因还是上面分析的中国农民缺少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因此，村干部不好当，一般人不愿意当，当的人也很难当好。

村干部不好当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是由其工作内容——征收农业税和监督村民超生——决定的，这两项任务对上对下都不好做，收不齐农业税，乡镇政府要追究责任；强行征税，比的农民吃不上饭，在村里又会树敌。加上借钱招待上级来村视察，村民意见当然很大。

由于只看完该书上编，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部分的理解还是待全书读完再写比较好。由于时间和篇幅原因，我的本篇读书笔记只是简要概括了曹老师《黄河边的中国》书中涵盖的主要问题，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这也是本人知识和阅历所限，希望在看完本书下编后再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周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