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有具体的文献。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23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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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5分钟前

《诗经》因作品众多，内容博杂，历时久远，作者不一，地域各异，艺术成就与风格自然是难以划一。但从总体而论，其艺术成就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四几个方面：1．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至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3、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产生于人民集体口头传唱的歌，自然形成了联章复叠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句式既以四言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灵活自如，如《王风·黍离》。《王风·黍离》全诗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结构形式。4、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好吧，我承认我是复制的，不过人家确实说得很好，我也没那种文采，于素就。。。嘛，希望可以帮到你吧，这里还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也许有个几千字，可以参考下 http://hsjptyz.blog.163.com/blog/static/5502402010102671749834/

热心网友 时间：4分钟前

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
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